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上)_
思想改造，是1949年以后新政权对中国知识分子长期采用的基本政策，这个过程相当漫长，有近三十年时间，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较少再提这样的口号。作为一种对知识分子进行控制的主要方式，思想改造本身并不是一种政治运动。但本文所研究的思想改造运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改造，而是特指1951到1952年主要发生在中国各高等院校中的思想改造。因为这次思想改造是以集中过关的方式，在短时期内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强制改造，所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更由于这次思想改造发生在新政权开始多次政治运动的重合期，特别是由此所带来的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对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与思想状态有很大影响，所以对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评价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这是一场完全的政治运动，在性质上，它与中国发生的所有政治运动都有其相似性。
一、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评价
从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分子通常是没有好感的。有些研究者把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他早年在北京大学作图书馆管理员的经历联系起来，可能有一定道理。他在延安时，曾对来访的斯诺说过，他当时受够了那些教授的气，他特别提到了罗家伦和傅斯年。这是学术界经常提到的。早年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不大愉快的，1949年以后，毛泽东一次也没有去北京大学。那时北大校长马寅初很想让毛泽东到北大去讲一次，但毛泽东不去。1951年9月11日，毛泽东在马寅初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毛泽东一生对北大没有什么兴趣，对马寅初的邀请并不放在心上。那时新北大总是想贴近毛泽东，但毛泽东对此较为冷淡。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对北大邀请他参加五四纪念会，也是很快拒绝了。他说：“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后来毛泽东虽然给北大写了校名，但他对北大看来是不大热情的。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后来的命运。
在毛泽东眼里，知识分子只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他从没有把他们看成是具有独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群体。对于知识分子，他一直有成见，总是不信任他们，这个评价，不仅是毛泽东个人，也可以从一个政党的体制化行为中看得很清楚。
194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曾做过一个《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所谓1933年的两个文件是指：一、“怎样分析阶级”；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48年重印这两个决定的目的，是因为这两个决定只有一小部分当时已不适用，删去一点后，其余全部在当时土地改革工作中，基本上适用。在这两个决定中，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也就是后来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而且在以后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中，还没有达到这两个决定的认识水平。
在“怎样分析阶级”的决定中，对于知识分子是这样说的：“知识分子不应该看做一种阶级成份，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份决定，其本人的阶级成份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一切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民主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应该充分使用他们为民主政府服务。同时教育他们克服其地主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当著作家、当艺术家等的时候，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民主政府法律的保护。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就是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讲话的第五部分是“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中也有极小部分人，是坚决跟反动派跑的，但是极大部分人看到了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种种腐败反动，而对国民党统治和美帝国主义侵略表示不满，对于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抱着某种程度的同情，或持中立的态度，这些人是可能争取的，如果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以适当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为着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服务的。这个认识，到了五十年代，就变成了毛泽东的“皮毛论”。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体现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评价。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最集中体现在四十年代他在延安的两次讲话中。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演说《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一文中说：“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知识分子特别宝贵。中央文件又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战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这是很对的。因此知识分子就很光荣，土包子就吃不开。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毛泽东在演讲中说了许多讽刺知识分子的话，从他的讲话风格上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分子没有好感。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知识分子的判断，就成了这样的评价：“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了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格不入的。”到了《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虽然对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有相当的肯定，但他的最终结论还是：“今后政府应有计划在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与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这个态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以后曲折经历的思想背景。
1947年底，毛泽东筹划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时，他极为关切民主党派在中国未来政治体制中的地位问题，因为中国的民主党派，大体上是知识分子群体。为此他特向斯大林发出一份绝密电报，对斯大林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在谈及中国的政治形势，重点是中共对待民主党派和中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时，他怀疑反蒋人物与美国有联系，毛泽东说：“美国人和蒋介石打算通过宋子文同我们开始和谈，是在玩弄手法，目的是迷惑群众。美国人和蒋介石担心我军可能强渡长江，尽管我们当前并没有这样的打算。在香港的李济深将军和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和其他反蒋人物，同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将来他们可能受美国利用并为美国和蒋介石利益服务。我们对这种人的策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同时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毛泽东说：“随着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向不再存在。民盟成员中有同情我党的人士，然而他们的领导者大多数是动摇分子。正是他们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解散了民主同盟，从而表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中国革命取得最终取胜时，根据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除中国共产党以外，全部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样能大大巩固中国革命。”从四九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一系列打击中，可以肯定地说，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是符合他“一步一步地拋弃他们”的立场的。由于斯大林的反对，才出现了后来所谓的联合政府，但这也埋下了毛泽东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他连李济深、冯玉祥这样的国民党左派都不相信，其它人就更可想而知了。特别是毛泽东对民主同盟的反感（主要是民盟高层领导如罗隆基等人），种下了1957年“反右”时，民主同盟从中央到地方领导几乎无一幸免的前因。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四十七条中就已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意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也就是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只是一个早晚、一个以什么样方式来完成的问题，改造是必然的。
二、延安整风与思想改造
1949年后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可以从四十年代初的延安延安整风中找到源头，无论是运动的指导思想，还是组织方式以及具体的工作作风，延安整风实际成了1949年以后新政权整个意识形态的主要来源。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学委会的几个关键人物，在四九年以后，都成为身居要职的领导如陈云、康生、李富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等等。另外，1952年在新政权当中，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完全是延安知识分子，特别是当年延安马列学院的知识分子，如胡乔木、周扬、李维汉、艾思奇、范文澜以及地位在他们以下的于光远、胡绳、邓力群等，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些延安知识分子是居于领导位置的。由于他们当年都经历过延安整风和审干部运动，所以在新时代，他们对于延安早年的政治运动并不陌生。在思想改造运动起来以后，这些当年延安的理论家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比毛泽东还左，后来发生的“《学习》杂志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作者另有专文论述这一事件，此处从略）。因为延安整风历来都获得极高正面评价，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是从不容怀疑的，就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中，周扬依然对延整风给予了高度评价，由此可见这一政治运动的历史地位。其实五二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过是把当年延安整风和审干那一套东西，用来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重演一遍而已。
延安整风的主要目的，是毛泽东要在党内完全排斥掉以王明为代表的有留苏背景的革命知识分子，然后建立自己新的意识形态。在延安整风时，虽然各级干部都不同程度受到了打击，但那些有过留苏背景的知识分子是最容易被以教条主义为名而排斥的。1942年冬春之交，延安各机关、学校在听了康生作的传达和动员报告后，纷纷成立了整风领导机构，基本停止了日常的业务工作。早已习惯遵从上级指示的干部们正兴趣浓厚的按照上级的布置，制定各人的学习计划，日夜精读指定的文件材料，一时延安似乎又再现了前几年的景象，成了一所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大学校。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当时成立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与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时各高等院校负责改造知识分子的领导机构，在名称上都完全一致。1942年3月至5月，毛泽东亲自选编了干部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下令所有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干部，必须对照文件精神，联系个人思想和历史经验，写出整风笔记。不但要写，还要派出检查团专门抽阅干部所写的个人笔记，以了解他们对整风运动的真实态度。毛泽东利用新成立的各级学习委员会，使这个新设组织成了各级党组织的核心，借助学习委员会高效、有力的组织措施，毛将自己一系列新概念强制性地灌输进广大党员的头脑，初步打击了党内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为下一步的思想改造奠定了心理方面的条件。“写笔记”和由学习委员会来审查“笔记”，这些延安整风时，由康生、毛泽东等人发明的办法，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全部照般了过来；康生在延安整风时首创的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经由毛泽东首肯以后，成了新政权意识形态的重要法宝。毛泽东说：“康生同志在前几天动员大会上所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是整个的，但自我批评就是说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1这些极其虚伪的所谓思想方法，在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被强加给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强大压力下所做的思想汇报和检讨格式（以无限制地自毁为基本特征），也来源于延安整风和审干运动，当年王若飞、吴玉章、王思华、范文澜等人所写的检讨，可以说就是后来知识分子的样板。包括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些最为人熟知的提法，也都来自延安整风。比如“脱裤子，割尾巴”，就是毛泽东的发明。
杨绛的长篇小说《洗澡》是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文学作品，虽然是小说，但纪实的成份很大。她在小说的前言中说：
这部小说写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
写知识分子改造，就得写出他们改造以前的面貌，否则从何改起呢？凭什么要改呢？改了没有呢？
我曾见一本木刻的线装书，内有插图，上面许多衣冠济楚的人拖着毛茸茸的长尾，杂在人群里。大概肉眼看不见尾巴，所以旁人好象不知不觉。我每次想起“脱裤子，割尾巴”运动，就联想到那些插图上好多人拖着的尾巴。假如尾巴只生在知识上或思想上，经过漂洗，该是能够清除的。假如生在人生尾部，那就连着背脊和皮肉呢。洗澡即是用酽酽的碱水，能把尾巴洗掉吗？当众洗澡当然得当众脱衣，尾巴却未必有目共睹。洗掉于否，究竟谁有谁无，都不得而知。
“脱裤子，割尾巴”这种几近于下流的说法，完全符合毛泽东延安讲话的风格，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有些讲话删除了下流的词句（高华著作中有详细的比较）。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有一篇胡乔木起草的社论《教条和裤子》。其中有一段说：“举一个例。毛泽东同志在他二月一日的演讲里，曾经说今天党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在一部分党员中间，还有三风不正的问题，于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大家叫一通，尾巴完事，那么我们的党岂不就十全十美了吗？可惜尾巴是叫不下来的。大家怕脱裤子，正因为里面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出血。尾巴的粗细不等，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但总之未必是很舒服的事，这是显而易见的。为免得词广而意宽，我们就来数一数延安的家珍吧。”胡乔木还说：“我们主张脱裤子，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自信，知道自己基本上是健全的，只有局部的个别的缺点，而且这些缺点是会很快清除的，有些人们却没有这种自信，因而他们与抢着要代他们脱裤子的群众老是闹别扭。”这种毛式文风，对后来中国知识分子感情的伤害非常严重。四九年以后，流行于中国社会的新华文体，实际就是由毛泽东开其风，然后由左派知识分子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张春桥、姚文元等知识分子摸仿运用而形成的，到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时的所谓“九评”，达到了集大成，这种文体的最大特征就是强词夺理，自说自话。
所谓思想改造工作，看起来是以全民为对象，实际上却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这个运动虽然相对松散，但持续的时间很长，至到1956年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时，才算告一段落，前后共达四年之久。思想改造的目的，是指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进行自觉的思想斗争方法，抛弃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工人阶级思想、共产主义思想。也就是让知识分子放弃原有的非马列主义思想，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以这样的立场、方法、观点去解决各种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概括地说，思想改造的最后目的，就是要统一思想，使思想一元化，使个性丧失，使任何属于个人生活的东西都纳入集体，思想改造运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知识分子不能有任何独立性，不能有任何私人生活的空间。
具体说来，对知识分子改造的目的有三个目标：（1）革除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通过“思想改造运动”，彻底根除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绝对平等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以及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学术和伦理思想，从根本上清除新政权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使旧社会知识分子适应新社会，并积极为新社会服务。（2）打击知识分子的不满：思想改造有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不仅要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异已，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而且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迂回曲折的欺骗手段，要使整个社会全部纳入计划经济的体系。由于知识分子对此种措施至为不满，所以要用思想改造来对待知识分子，迫使知识分子成为驯服听命的工具。（3）控制人民的思想：使人民意识到教师和教育工作人员都改变了过去的想法，以求达到整个社会思想领域的根本变革。利用知识分子的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来从事它的经济、文化教育各项建设，解决各级干部严重缺乏的困难。
思想改造通常要经历如下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基本上是从延安整风中照搬过来的。
一是学习。用政治学习、理论学习为名，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怀疑。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为“听大课”，大指马列主义政治课，所有高等院校教师必须参加，讲诵者都是那些长于背诵教条而知识水准低落的干部。二为指定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临时成立的“华北革命大学”、“华东革命大学”去学习。而在“革命大学”的学习一种什么情况呢？
刘乃元194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四十年代曾在美国驻华的军调处做过翻译，由于他过去和美国人的关系，1949年以后得不到信任和使用。1957年他成了右派。后在中国新闻学院做教授。191949年6月以后，他曾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过。现在可以通过这个知识分子晚年的回忆，来分析当年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刘乃元说：
那穿军装的干部对我们说，我们现在已经被移交给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半年革命理论，然后回到外语学校，他在营房前对我们作临别讲话，他说我们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过去的行业不同，但都没有学习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干革命不懂革命理论是不行的。他说我们现在的这所革命大学不同于以往大家熟悉的任何大学，这也许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真正的大学。他说，毛主席教导说：“大学者，大家学的意思”，人越多越称得起大学。“这是咱们伟大领袖的伟大思想，你们过去熟悉的大学都是腐朽的旧东西，都应该改造。”他讲得很郑重，我们听的人都肃然起获。
这次讲话给我的印象很深。这种大学的定义真是闻所未闻，除伟大领袖以外恐怕谁也想不出的。然而这却使我懂得了为什么新生不经考试一律入学的道理，人多是首要的，其它可以不计较。我读了四年大学，毕业后过了四年又上了这所新式的大学，却发现原来的大学是腐朽的旧东西。
刘乃元回忆，一个班主任这样对他们说，大家到这里来是改造思想，而要改造思想非体力劳动不可。大家要开始学习革命的理论，但是如果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理论是没有用的。要改造感情就必须干体力劳动。
当时的所谓大课，主要是由解放区的著名理论家艾思奇讲社会发展史。学生人手一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课本。学习的重点问题之一是，弄清集体主义的重要性。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因为许多新鲜事物不懂，而学过的许多东西是错误的或过时的。现在学的理论有一条是任何伟大的业绩都是集体力量完成的，而任何个人不可能做出伟大的事情。进一步说，资产阶级崇尚个人主义，而无产阶级主张集体主义。刘乃元说：“来到革大的第一天领导就向我们讲清楚，我们是到这里来改造思想的，要用革命理论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摒弃过去学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同时确定的一条是革命理论必须无条件接受，而旧的理论必须完全彻底地抛弃而毫不犹豫。……参加革大以来我第一次懂得了，革命大学和我过去所熟悉的大学毫无共同之处。我本来以为在这里学的是政治理论，就象过去在大学学习历史、地理或英国文学一样，现在看来我实在太蠢了。我在这里其实是卷入了真正的政治。如果这也叫做学习，那实在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学习方法。”
当时革命工作要随时作总结，不论战斗、土改、建设，不管什么工作，结束时都要总结。革大的学生也不例外，到一期学习毕业时每个学生都要写出一份《思想改造总结》简称《思想总结》。按照要求，思想总结应该写出半年以来学了些什么，思想和观点有哪些改变，也就是说思想改造有哪些收获。每个人的思想总结都要存入挡案，终身保存，作为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思想改造成绩的记录。刘乃元说，1950年年初在革命大学的这场经历，像恶梦一样印在他的记忆中，永远也磨不掉。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丧失了自信，学得他是动辄得咎，总是不对的，而那些批判他的人总是对的。
二是坦白。以会议上发言、写作自传或学习心得报告等方式，要知识分子检查思想上非无产阶级的存在成份，揭开思想反动的一面，从而强迫否定自己原有的思想，并表明诚心诚意地接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坦白什么呢？
邵燕祥是一个参加过运动的知识分子，他提供的两份材料非常有历史价值。一份是《写历史与思想自传参考提纲》，另一份是《交待问题注意事项》。这是1951年，邵燕祥所在广播事业局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运动”中的材料，可以由小见大，其它单位的情况也可想见。邵燕祥认为，如果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特别是有关政治运动、思想改造这些专题，对这些则不可不知。
写历史与思想自传参考提纲
（一）应写的项目
1、履历年表。
2、家庭情况。
3、个人经历。
4、思想总结。
（二）主要的内容
甲、履历年表
1、从出生年、月、日及地点写起。
2、、七岁以前概括地写明简历。
3、七岁以后到现在为止，逐年写明在何地什么学校学习，哪个机关工作及其它经历。
4、参加政治活动以后到现在为止的各个时期，须注明能证明各该时期情况的证明人，开列证明人的姓名、职业及现在通信地址。
乙、家庭情况
A、祖父一代
1、祖父母的姓名、籍贯、年龄、职业。
2、主要的经济来源，家庭经济收支状况、有些什么动产和不动产。
3、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
B、父亲一代
1、父母亲的姓名、籍贯、年龄。
2、父母亲的学历和职业经历。
3、家庭收的主要来源，生活水准和财产情况。
4、父母亲的政治思想与信仰。
5、父母亲参加过什么党派、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
C、自己一代
1、嫡系兄弟姊妹及旁系同辈亲戚以及朋友的姓名、年龄、学历、职业经历。
2、他们的政治思想如何，参加过什么政治团体，有些什么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活动。
3、他们现在何处，对革命的态度如何。
4、个人和他们在政治、经济、思想上有些什么联系。
丙、个人经历
1、上过哪些学校，曾在什么机关担任过哪些职务。
2、在学生及服务社会时期，听过或看过哪些关于思想、艺术、政治等方面的学说和书报刊物，对个人发生过什么影响。
3、在各个时期，对国家、民族、社会、政党及个人前途存在过些什么样的希望。
4、对各个时期国内外发生的各种事变和社会现象，采取什么看法和态度。
5、参加过哪些学生运动、社会活动，经过与结局如何。
6、参加过哪些政治事件活动，当时的动机如何，事后在思想上有些什么好的或坏的影响。
7、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在人生观和思想上有些什么新的收获。
丁、思想总结
1、家庭和学校教育，及社会环境，给个人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和作风。
2、今天在工作、学习、生活上保留着哪些主要优点和缺点。
（三）写法与重点
1、按事情的发展过程，以经历（如学生生活时期、职业生活时期）或思想转变（如由一种思想显著地转变为另一种思想）为中心，做纵的叙述和横的分析。
2、、要将思想和事实联系起来，以各时期经历过的事实为依据，来反映当时的思想；在分析各时期的思想时，必须以具体的事实为基础，来说明思想的根源。
3、重要的转变和发展，必须将关键性的主客观原因，分主要与次要地交代。
4、年表着重写七岁以后的主要经历，可采取生平大事记的格式。
5、家庭情况着重写父母一代和自己一代的经济、政治情况及由此而产生的个人的主导的思想与作风。
6、个人经历按时间的先后，着重写与个人有关的事实，不能显著地说明一种思想的琐碎杂乱的事物，不必一一列举；应偏重于主要事物的历史性的叙述，它和思想总结的不同点，在于思想总结着重概括政治及一般思想意识与作风的转变和现状。
（四）注意事项
1、写自传必须忠实坦白，不虚构夸张进步面，也不隐瞒落后以及反动面，应实事求是，有啥说啥。
2、要采取历史的批判的态度分析过去，以说明现在。如果以今天的现实水平，去硬套过去，将新近才认识的问题说成是老早就已认清的问题，结果，不但看不清演变与发展，而且必然地会将自己的历史与思想写得不合逻辑，失去真实性。
广播事业局青年团分总支
三月七日（1951）
交代问题注意事项
本局“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运动，即将转入交代问题阶段。所有准备交代问题的人，应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壹）交代什么。下列四类问题是要交代的：
甲、特务问题及反革命的重要政治问题
一、参加特务组织，如中统、军统系统和特务组织；日寇的特务机关；帝国主义的间谍组织；以及参加其它反革命情报机关担任搜集情报工作。
二、参加反革命军警及宪兵等组织的重要部门。
三、参加其它特务性质的组织及特务外围组织。
四、自觉帮助特务及反动派经常进行反革命活动，如破坏革命运动、学生运动、破坏工人运动、密告或捕杀进步分子与破坏进步组织之行为。
乙、一般政治问题及一般政治性问题
一、参加反动党派团体；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国社党、民族革命同志会、复兴社、励志社以及其它反动的党派团体；敌伪的新民会及其它反动组织。
二、参加反动的会道门及封建团体如青红帮、一贯道、九宫道以及其它反动会道门用封建团体。
三、参加宗教团体中的反动组织如“圣母军”、“公教报国团”。
四、曾经在一时或偶然进行过反革命的活动如进行反人民反共反苏宣传，参加反苏游行，反对或破坏各种进步的团体和运动。
五、其它一般政治问题或带有政治性的问题。
丙、隐瞒、伪造、夸大、缩小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的问题：如隐瞒和伪造自己的历史、政治经历、伪造或夸大自己某一时期的思想（如落后或反动的思想伪造成进步思想），伪造或夸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的进步性，伪造自己参加革命及共产党、青年团的时间，伪造自己参加进步团体甚至参加共产党，伪造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升降年龄，以及伪造其它政治性问题或非政治性问题而自己认为需要交代的问题。
丁、社会关系，下列四类的社会关系要交代：
一、陷害自己或使自己参加反动组织和活动的人。
二、自己知道的参加各种反革命组织反动党团会道门、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的人。
三、对自己的思想行为有重要影响的人。
四、了解自己各阶段历史、活动情况的人。
（贰）交代问题的标准、要求和态度：交代问题的唯一标准，就是使自己讲的和写的历史、经历、思想、行为（活动）社会关系完全合乎实际情况，也就是说交代的情况是完全真实的。交代问题要求真实（不缩小也不夸大）、明确（不含糊）、彻底（不留尾巴）。交代问题的态度是忠诚老实，自觉自愿，主动交代。
（三）交代的方式方法：写成书面材料，在会上或会后交代。
广播事业局学习分会
七月十三日（1951年）
看到这两份材料，有一个问题会摆在面前，这是谁设计出来的？设计者是在什么理念支配下想出这种方案的？这是基层的一般干部所为？还是从上到下有一个统一行动的思想背景？设计这方案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等等。在思想改造运动当中，凡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尤其是从当时名牌大学出来的学生，没有一个不糟蹋自己所在的大学的，特别是那些出身教会学校的人，好象自己上了教会学校就和参加过美国特务组织一样。看到这样的材料，也许就会明白，那些检讨的格式都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有人给你设计好了的，你只要按照那个“提纲”来写就可以了。而那个“提纲”可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类似“逼供”的指南。
其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七岁以后到现在为止，逐年写明在何地什么学校学习，哪个机关工作及其它经历。”看了这一条，就可以明白，设计这个方案的人，不是文盲，就一定是一个心理变态者。为什么呢？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从七岁到他们成年，还有至少七年时间，如果以法律规定成年人标准十八岁来算，从七岁到十八岁则时间更长，这个时间对于一个人的成长，特别是对于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并不具有什么决定作用，你让一个人，从七岁以后就写明他干过什么，这有什么意义呢？一个重大的政治运动，无聊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在难以令人置信。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精神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人的精神和个人生活控制到他们所设想的程度，这不仅是计划经济，而是计划思想了。
从以上的材料中，可以解析出许多历史内容。这两份材料都特别在意每个人的出身，凡事都要查到三代以上，这个思路，倒导致了“文革”时期的血统论。这是五十年代初的材料，但也不是什么新发明，它还有更长的历史。
史学家赵俪生曾说，1944年，他在山西晋城参加土改，因为当时赵的一些旧日朋友都是当地的负责人，对他在政治上还信得过，就让他在资料室看材料，他看到了当地出版的《新华日报》合订本和一些非“内部”的上下行文件。这些文件让赵大吃一惊，他结合他在长治市所看到的情况，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就是‘左’！”他说：“在这一带的文化部门，主要是小学和初中或师范里，人们怎样发动学生展开在教师中的阶级清洗运动。学生中有各种名目的组织，最主要一个叫‘翻先队’，这是指查教师的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看他们的先人在‘地富’‘中农’‘贫雇’中属于哪一个阵营。只要沾上‘地富’，那就坚决清洗。试想在旧中国、在文化相对不发展的晋东南，能受较高教育而称职当教师的，不是‘地富’家庭出身的有几个？于是大量教师被清洗下来，逐回家去劳动；有的给胸口挂上‘地主’、‘恶霸’的牌子监督上课。这种划阶级的做法在学生中发展得更恶劣，像地富子弟要背贫雇子弟去上学；贫雇子弟可以尿在地富子弟的头上叫‘洗脑筋’；地富子弟要替贫雇子弟做作文、演算草、放牛、割草，女的要代替纺花、做鞋，都有定额，不足定额者开会斗争。考试成绩，要根据卷面扣分加分，如贫雇子弟加五分，地富子弟减五分；个别地方规定，不管卷面如何，贫雇子弟一律八十分，中农子弟四十分，地富子弟十五分。学校出告示，‘翻先队队长（学生）名字在前，校长名字列在其后……”。了解这样的情况，再想五十年代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文革当中对“黑五类”的态度，也许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这有逻辑的必然。
因为目的是计划思想，所以着眼点特别在于每一代人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信仰。比如
材料中对祖父一代有这样的要求：“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对父亲一代要求：“父母亲的政治思想与信仰。父母亲参加过什么党派、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到了自己一代，就问得更详细了。除了嫡系兄弟姐妹以外，旁系的同辈亲戚以及朋友的情况都要交待清楚。其中有一条：在学生及服务社会时期，听过和看过哪些关于思想、艺术、政治等方面的学说和书报刊物，对个人发生过什么影响。”这种计划思想的思路，对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整风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主要武器。借用民主评议之名，开展公开斗争，要知识分子先作自我批评，再由群众来批评（如学生控诉老师、儿女控诉父母，以及妻子、朋友、邻居等控诉），鼓励掀起斗争高潮，以进行反复的斗争，从而运用操纵群众的方式，决定其是否进步与能否过关。四是改造。逼迫知识分子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企图彻底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如组织他们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和“五反”等。五是总结。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要知识分子将自己学习、改造的过程，作出总结报告，把思想上的黑点和黑线肃清，搞清楚为谁服务的问题。如果发现觉悟的程度不够，还需要再进行改造，强迫补课学习。
所谓思想改造，就是西方翻译的“洗脑筋”（刘青峰认为，思想改造与西方的“洗脑”不同，胡平认为这个说法是专指中国思想改造的，他的根据是两个美国人五十年代初的著作。这里只是在习惯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说法）。要把旧的封建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总之是非马列主义的思想都排去，而代之以正统思想――马列主义。
土改运动斗争了地主。镇压反革命运动斗争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的人。抗美援朝清算了西方关系和影响。三反五反斗争了工商界。还有一部分人在社会上很有势力，作为社会活动的领导者，这群人就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对这些人不能不利用，但不能不使其先屈服而后再加以利用，那就非要用轰轰烈烈的运动不可。
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在学校里进行，方式也是编小组，在小组里个人检讨，别人批评。有重点的对象便到大会上作检讨，群众再批评提意见。所谓思想改造，实际上绝不是限于抽象的思想观念，而是要结合实际。作思想检讨的人，就是把一生历史活动报告出来，那种活动是什么思想，并且为什么有那种思想。所以思想改造在学校里，也就是教师们交代历史，交代其思想来源。当时中国三四十岁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是生长在旧社会的人，他们的历史、活动、思想，自然都与旧社会有关。今天拿马列主义的尺度来衡量、批评、指责，他们只有通身是病，处处不合。所以教师们过思想改造的关是很困难的，很痛苦的，而压迫凌辱加于他们身上的是难于忍受的。
思想改造不是一检讨批评就算了事。检讨必须由小组或大会通过，才算过关。所以有些教授虽然做了八九次检讨，以致痛哭流涕，还是过不了关。其严重者多是涉及政治问题，那就走到镇反或其它带有镇压性的运动范围，那么这个人就有被逮捕法办，或劳动改造的可能。所以在文化机关、学校、艺术团体……虽然在思想改造的文明词句的伪装下，而参预这个运动的人是面对着不可抵抗的暴力镇压。至少在知识分子心中，如果过不了思想改造的关，自己吃饭的问题是严重到不堪设想。在当时的社会里，以出卖知识吃饭的知识分子，又有何法能求得生存？思想改造也是含有恐怖性的，而被蹂躏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教授。22在运动中已是处在牛鬼蛇神的世界，而不是清高的教育。
思想改造运动用意之一，是打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不让有超然物外之想；什么事都有阶级性，思想也有阶级性，绝没有超阶级的行为和思想。如果你超然物外，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另一面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权。必须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攻破，叫你自我批评，还叫群众批评；就是叫你当众出丑，再也见不得人。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失去自己的尊严。运动的一般情形，在小组里每人作检讨，自我批评，在座的别人批评。“斗争对象不是集中到少数人身上，而是以他们为典型，给群众以思想教育。在大会斗争是严厉的，其疯狂的程度，不亚于土改斗地主，在镇反中镇压反革命。通常坐在大会台下的是被斗争者的同事，教书先生；是群众――自己教授的学生。他们指着鼻子骂你，说你肮脏。顽固、旧时代的走狗；你的旧知识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你全身都是细菌，而你自己还恬不知耻的以此自高自大、自豪、自满，看你的样子，简直都没有人形。这样的污辱对一个大学教授来说，其人格的污辱是非常之大的，教师们成了阶下囚，学生成了审判员。中国传统的尊师重观念被思想改造一扫而空。”
三、“思想改造”词语梳理
邵燕祥在回顾他参加革命的情形时说，1949年后，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带着要改造自己的自觉，进入新生活。知识分子的精神磨难，不是从反胡风开始的；1949年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称为“接受革命”或者“参加革命”，在大陆生活的人其实是没有其它选择的，从饱经苍桑的老知识分子到十几岁的学生概莫能外，而且大家从不讳言“思想改造”，认为这是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与此同时还有学习，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词，学习与改造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共产党建立新政权时带来的新事物，包括各种政策文件都是学习的内容。这也不是从建国后开始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口号，在建国后仍然是经典，那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联系实际，改造思想”十六字诀。改造思想最终落在了知识分子的头上，这既是学习的方针，又是整风精神，也就是进行对人的改造，所谓改造旧人、塑造新人的途径就是这样的。词语的流行体现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所以有必要对某种特别流行的历史词语进行梳理
四十年代起，从延安开始，“改造”这个词，就很流行，它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而言的（同时也包括一些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使用“改造”一词时，都是在教育知识分子时说的。在延安时期，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从来就没有放松过。但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思想改造”，却是从1949年以后才出现的。在这之前，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可以说就是要“改造”，但却还没有特别说明是要“改造”思想，而是要“改造”一切。那时对于知识分子的一个口号是“争取、团结、改造、培养”。这是1949年9月29日，中共中原中央局专门制定的方针，这个方针后来成为所有解放区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这个指示中这样认为：“争取、团结、改造、培养知识分子——这是全解放区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1948年中共中央曾专门做过“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批示”，在这个通知中说：“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为此应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地对已有的知识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规模的办，目的在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五十年代初期，“思想改造”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名词。先有了“思想改造”，然后才有了“思想改造运动”。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却不完全是一回事。）
徐特立在谈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时说：“关于旧知识分子之改造：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的态度，是采取适当办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这是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在下面就要说的），为中国人民服务。”
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一些新知识词典中，都把“思想改造”，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解释。当时集体编著的《新知识辞典续编》，对于“思想改造”这样说：
“一定的阶级，产生一定的反映其阶级利益的思想，如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等。凡是其它阶级出身的人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具有无产阶级思想。这种使思想转变的方法过程，叫做思想改造。”
《人民学习辞典》中对“思想改造”是这样解释的：
“一定的阶级产生一定反映本阶级利益的思想。例如：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工人阶级思想等。只有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马克斯列宁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最能反映客观真理。凡是其它阶级出身，愿意追求真理的人，都应当放弃自己阶级的立场、偏见，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改造自己的思想。凡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排除非工人阶级思想，使思想转变的方法过程，叫做思想改造。”
《各科常识问答》中关于“改造”一词：
“把旧的制度和旧的事物重新改变它的基础和结构，叫改造。又人的思想和生活经过重新教育和锻炼，弃旧更新，也叫改造。”
《学习辞典》“思想反省笔记”：
“根据革命大学第一期一部分学员的思想总结（四十篇短文）而编成的一本书。这代表了一万多学员经过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后的收获，反映了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大转变。各种家庭出身、各种社会成份的人自叙着思想转变过程，剖析自己的主导思想及其根源，并叙述了走进‘革命溶炉’——革大，经过三个月学习后，怎样的找到他们共同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由这些短文中可以看到旧中国的罪恶，和新社会的真理的光芒。”31对“思想改造”一词是这样说的：“一定的阶级立场的人，总有一定的对世界和历史的认识的思想体系，其中也必一定的反映其阶级的利益。如农民的保守，小资产阶级份子的自私自利，资产阶级份子的剥削享乐等等。如果这些旧社会出身的人，对新社会存着善良的愿望，有着深切的觉悟，对无产阶级革命怀了高度的热情，而要求进步，要求参加革命，为着全体革命阶级的长远利益而想做一个新制度下有用的人，则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在‘自由思考，追求真理’的原则下，暴露自己本阶级的主导思想，与无产阶级的思想做比较，彻底克服自己思想中存在着的不正确的倾向，加以扬弃，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思想水准。这个改造的过程，是痛苦的，是长期的，是要经历各种考验的。必定确实立在无产阶级立场，才能接受马列主义真理，才能成为一个依据科学方法，有独立思想能力，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解决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新名词词典》对于“思想改造运动”是这样说的：
“思想改造是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根本问题之一。1951年10月，毛主席在人民政协一届全委会三次会议中，把这种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列为全国人民当前的三大中心任务之一，可见这种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性。这一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起先是从北京天津的高等学校教师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领导下，开展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有系统的思想为开端的。接着，北京的中小学教师也在文教局领导下进行了思想改造的学习，北京的文艺界与科学工作者也都在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开始了文艺整风和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华东文化教育界，为着响应毛主席这一号召，于十二月间成立了华东毛泽东思想学习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全区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该学委会成立后，立刻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1952年春就开始了高等学校的思想改造运动，接着又开始了文艺界整风和新闻界整风的学习，中小学教职员也逐步开始了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除华北华东地区外，其它各校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先后开展了。
这次思想改造运动，是坚决贯彻毛主席所指示的‘团结教育改造争取’的方针，和‘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方针。思想改造的过程，就是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亦即自我斗争的过程；思想批判从严，是非黑白必须分清，只要能认识错误，就能得到人民的宽大与谅解。而在这个方针和政策之下，各地分别做了开展这一运动的适当的部署，又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与对象，采取了切合实际的具体方针与步骤。这样，就使得这次运动，始终保持着正常而健康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与成绩。首先是揭发与暴露了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初步树立起廉洁朴素、爱护国家财产的思想作风。其次是彻底揭发和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特别是严格清算了帝国主义的残余影响，划清了敌我界线，大大提高了全体人民的爱国主义的政治觉悟。再次是肃清批判了各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以及超阶级、超政治、纯技术观点等等错误思想，划清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线，初步树立了工人阶级及其思想的领导地位，一致认识到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最后是在思想批判的基础上，许多人都自觉自愿地忠诚老实地交待了自己的历史问题与政治问题，表示了彻底改造的决心。各种知识分子经过思想后，对于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同时文化教育界，普遍加强了内部的团结合作，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大家认真学习，积极工作，并已经提高了和正在继续提高着人民文化教育的质量。这就为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准备了重要条件之一。”
《学习问题解答》有读者问：思想改造是不是和共同纲领规定的人民有思想的自由权相违背？书的作者这样回答：
“在反动派统治的旧中国，只有反动派的压迫、统制、麻醉和欺骗，那时候，人民的思想自由权是被剥夺了。在人民作主的新中国，人民才有了思想的自由权。正像毛主席说过；“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了，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的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可见，思想改造是人民的权利，是人民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使自己进步的主要方法，是对人民有利的；思想改造，并不表示没有思想的自由，相反的，正充分表示了思想的自由。”
《新知识辞典》解释“思想改造”：
“一定的阶级产生一定的反映本阶级利益的思想，如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工人阶级思想等。在各种思想中，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最大公无私，并抱有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只有工人阶级思想。思想改造就是指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自觉地进行思想斗争等方法，抛弃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工人阶级思想、共产主义思想。例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把自己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巨大的意义，毛主席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就说过：“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解放以来每一次政治运动，对人们的思想改造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改造，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暴露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混乱情况，就是一例。然而，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只要每个人长期、耐心、自觉的努力，是可以使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的。
这些辞典的解释大同小异，可以看出当时对这个名词的认识。由“思想改造”到“思想改造运动”，这期间有过一些变化。
在五十年代初期，人们常常听到“思想改造”这样的说法，但这仅仅是一种要求从旧时代过来的各类人，都要适应新时代的一个普及性的新词汇，它成为一种运动还是一年多以后的事。由“思想改造”成为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固然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精神体现的必然结果，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知识分子自己也应当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就是说，后来发生的“思想改造运动”，是由时代本身压力和知识分子的主动性相结合，才成为一场给知识分子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政治运动。
思想改造的前提是如此荒谬，那么它又何以在三十年间始终不坠，成为一个大家对之毕恭毕敬的东西？胡平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对思想改造运动的起点作了一个阐发：新政权对1949年的胜利，在理论上做足了文章，把成王败冠的结果说成是历史的终结审判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选择，从而对所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为接受思想改造确立了社会政治环境。然而，思想改造始终有主动与被动、自觉与不自觉的二重性。就是说光有外部压力，没有被改造者的主动迎合，思想改造是不会生效的。当时利用的是人追求生命意义和真理、升华道德水准的崇高愿望。此外，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还利用了人的从众性来强化舆论一律的环境，使得个人难以发展和坚持一套和占压倒优势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想法。当然，所有这些思想和社会环境的无形压力，离开了暴力作后盾其效果是有限的。在那些动员、学习、讨论和表态的背后，是从组织处理到群众批判和下放劳动这些惩罚性的措施，而对于那些仍然坚持独立思考的人，则有专政机器来伺候。所以“思想改造的实质是一种驯化，把个人变成党的驯服工具，即所谓‘听话’。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党要求个人向党‘交心’。……思想改造越来越变成形式主义和走过场。这时人仅仅在表面上被‘驯化’，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
知识分子在极短的时间内，对思想改造普遍认同是如何发生的，这是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时无法回避的问题。刘青峰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主要来源有三，一是道德勇气来源于内心；二是道德勇气来源于文化知识，三是道德勇气来源于对外在规范的热忱。而思想改造运动正是从上述三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进行打击。刘青峰说：“要摧垮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最有效的办法是，用否定传统的道德勇气三大来源的方法，使他们再也不能利用这些资源，于是传统的道德勇气就能藉助于人们下意识中存在的传统思维方式而被打倒。思想改造运动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征服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正是采用了这种方式。”36这一论述非常深刻，但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是有人预设了知识分子必须要经过思想改造？还是知识分子在时代转换之际，内心确实也有这种要求？这就要求解释知识分子思想转换的发生是从那一年开始的？如果是始于1951年，可以解释成是在压力下的被迫选择，但如果早于这个时期，压力说就未必有足够的说服力。根据许多材料判断，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变，并不发生在五十年代初期，而是更早，四十年代以闻一多、吴晗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极端左倾，也许正预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来的历史选择和悲剧命运，这一切可能都与他们早期倾向社会主义思潮有关。以下试析1949年秋天一些知识分子所写的检查性质的文章。
裴文中写了一篇《我学习了什么》。发表在1949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上。文章注明于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在文章中说：“从北京解放到现在，在短短的半年期中，我曾得到了很多的可宝贵的学习机会，使我底思想在转变中，使我这样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人物在蜕化中。
我首先要感谢几位年轻的朋友，他们在北京围城之前，曾交给了我许多文件，使我先有阅读的机会。北京解放之后，他们又立刻自动地组织起学习会，我也参加，同他们共同学习。我们共同学习了一个多月，我自己所得很少。那时的我，正好象大梦初醒，睡眼朦胧，对于一切，似明白，不明白！”他还说：“回到北京之后，六月初我参加了行政人员的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后来又参加了一种技术人员的学习会。到了现在，这三个月的正式学习，已经作了初步的结束，我们以后要长期学习业务了。除了正式学习之外，我又参加了许多会。我是有会必到的，到了必要开完，我底意思是要在‘会’中学习。在每一个会上，许多人的讲话，我都用心笔记下来。这个使我在政治上渐渐有些认识。”
裴文中是一个古生物学家，并不热衷于政治，所以他的检讨有一定代表性，他虽然还不完全理解新社会的一切，但他的基本判断是自己的过去有问题。公平地说，四九年之际，出于现实的政治考虑，新政权对知识分子还是相对尊重的，这主要表现在对他们的生活上也有一定的照顾，当然主要体现在四十年代帮助过他们的那些知识分子身上，也包括一些当年国民党的高官。《怎样改造》是张治中1949年12月6日对当时驻迪化起义部队的一个讲话。张治中说：“不久，中共统一战线部为我准备了一所在北平是相当讲究的西式平房，有花园、有草地、有新式设备，比这里‘新大楼’还要好。这房子过去是一个德国人盖的，后来给一个当交通总裁的日本人住，抗战以后成为孙连仲的公馆，在那里，我住了六个多月……”张治中还说：“在这时候，……中共朋友们也常常到我家里谈天，像周恩来先生，林伯渠先生诸位，特别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他们百忙之中还要亲自看望我。他们常常表示，唯恐我在北平有什么不方便，有什么招待不到之处。这种友谊，这种热情，实在令我感动。”吴晗写了《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这不奇怪，因为吴晗的转变比较早。
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俞平伯和王芸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冯友兰说：“解放以后，我对于过去我的哲学思想，并没有认真地进行批判。它基本上还是原封不动地存在我的心里。我想只要不再理它就行了，其实这是不行的。你不要理它，它要理你。我有这个思想体系，本没有把它批判掉的时候，它就是我的世界观。一个人有一种世界观，它就必然要用那种世界观来观世界，就好象戴了一副有色眼镜一样。他所看见的一切，都必然要受歪曲。我想我以后专搞中国哲学史了，不要管我的哲学思想。可是戴着这副眼镜，看中国哲学史，也只能是歪曲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对中国文化应该说有深入的了解，但他在五十年代初的转变却是最快的，他的转变还不同于郭沫苦，郭的转变在很早以前。
还有俞平伯。他在《回顾与前瞻》中说：“五四当时气势虽然蓬勃，但不久内部在思想上起了分化作用，外面又遭反动残余势力有压迫，这些人们虽然想做，要做，预备做，却一直没有认真干，（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现在被中共同志们坚苦卓绝地给做成了。这大时代之所以大，大在它的实行上，思想领导的正确性当然是根本的，不待言。好比在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开了一张支票，当时看来很像空头支票，却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给兑了现，像我在北京约略住了半辈子不曾移动的人，坐着等光明的到来，自然很像奇迹。”39而当年《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则在《我到解放区来》中说了四句话：“抛弃旧习惯，丢掉旧成见；一切重新学，一切从头干。”费孝通当时已对欧美做过多次访问，并写出了很多关于欧美政治的文章，他在四九年到了一次解放区，后来又参加了一次北平的人民代表会，就做出了这是人民真正有了民主的结论，那时费孝通已是四十岁的知识分子，思想转变如此轻率，让人感到难以理解。《试论买办文化》是肖乾写于1949年岁暮的一篇文章，发表在1950年1月5日的《大公报》上。肖乾说：“整个国家需要理解的是社会主义先锋――苏联所开辟的道路，所立的模范；因为认识了苏联，即等于认清了我们眼前的路。但濡染了买办文化的中国人，除了这个以外，还另有认识苏联的理由在。那便是：用苏联的真相来彻底洗涤英美在我们血液里灌输的反苏毒素；灿烂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代替腐朽颓废，脱离群众的资本主义文化。这是铲除买办文化最积极页根本的途径。”思想改造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放弃自己的尊严，他们的文章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最有什么，就要特别批判什么，肖乾本来就是最洋化的知识分子，当年郭沫苦就以此批判，他在内心深处特别害怕人们说他有买办思想，所以特别要写那样的文章。再来看沈从文。
1951年11月8日，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的作家沈从文，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说；
一出来，收中即只有一件事，放下包袱，去掉感伤，要好好的来为国家拼命作事下去，来真正做一个毛泽东小学生！因为国家实在太伟大了，人民在解放后表现的潜力，无一处不可以见出。共产党在为人民作事工作上，也实在是无所不至。许多地方减租反霸中已把封建武力和土豪特权打垮。许多地方人民都站起来作了主人。青年人更加可爱。到路上，有些穷人听说我们从北京来，都说是“毛主席关心穷人，天下穷人是一家”。这句话不仅表现人民信赖，实在还是无可比拟的力量！我们活在北京圈子里的人，见闻实在太小了，对于爱国主义的爱字，如不到这里地方来看看，也是不会深深明白国家人民如何可爱的！三三，要努力工作，你定要努力拼命工作，更重要还是要改造，你还要改造，把一切力量用出来，才对得起国家！要对工农干部更虚心的学习，对学生特别热心，国家实在要所有工作干部，都如此来进步。1951年11月19日，沈从文给妻子的信中说：少拿点钱，多做点事，用作多久以来和人民脱节的自赎。看看这里干部的生活俭朴和工作勤苦，三姐，我们在都市中生活，实在有愧，实在罪过！要学习靠拢人民，抽象的话说来无用，能具体的少吃少花些，把国家给的退还一半，实有必要。如北大不即要我们搬，务必去和张文教同志商量商量，拿一半薪已很多。余捐献给抗美援朝去好，还公家好。我相信你是能理解，能做到的。比起来，我实无资格用国家这个钱！我们不配用国家那么多钱的。不配用。你来看看即明白了。同一封信中还说；我们在这里，有三个人带毛选来，在一张桌子一盏清油灯下同读，也是一件极动人的事情，或极意外的事情。各有所得，各有所体会，但又有某一点完全相同，即对于是这个重要历史文献的深一层理解。三个人中一个是郑昕，北大哲学系，我们的团长。一个查汝强，北京市党部，我们的秘书长。和周小平一样，才廿六岁，十五岁即工作。一个是我，一点不懂政治，却深深懂文学如何和历史结合，和人民结合，和某一阶层结合，用何种方式莱表现，即可得到极高政治效果的土改队中无固定职务的工作人员。
这几天村中正在斗争一个大地主，由全村农民把一二十年前一二斤甘蔗或相似小事，到拉壮丁家小死亡大事，一个一个的申斥，特别是老婆婆对于乡保长兼地主的申斥，事越琐碎越使人起严肃感。因为这即是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封建的彻底消灭，新国家基础的建立，都由之而来。也只有从这个严肃而残酷的斗争发展中，来读毛选之《实践论》和日来北京方面文艺工作者检讨文件，才更深一层明白个人提高学习政治认识的重要，以及文艺服从国家要求的重要性。
这些知识分子的变化，可能确有文化传统受到打击的原因，但同时它也要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在四十代，那些有留学欧美背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倒底在多大程度上还保留了中国传统士人品质？同时他们是否真正学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黄仁宇在他晚年回忆录《黄河青山》中，特别批评了闻一多、罗隆基和民主同盟。其中除了批评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以外，还暗含着对他们个人品质的评价。这也让人想到陈寅恪的一个见解。陈寅恪说：“纵览史乘，凡士代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代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
